诈骗类犯罪司法观点之贷款诈骗罪以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是构成骗取贷款罪还是贷款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除了犯罪后果上的区分外,判断的主要标准是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的,构成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贷款的,构成骗取贷款罪。

诈骗类犯罪司法观点之票据诈骗罪空白支票经行为人授权被害人补记,可视为签发行为已经完成。如支票账户中无对应资金,则行为人提供该支票的行为与签发空头支票无异,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

诈骗罪犯罪情节问题本案中，被告人陈文辉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拨打电话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特别是在诈骗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陈文辉等人以作为弱势群体，家庭经济困难、亟待救助的在校学生徐玉玉为诈骗对象，骗取其上大学的学费9900元，导致徐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心脏骤停，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仍不幸离世，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被告人陈文辉在作案期间，不仅纠集、指挥他人拨打“一线”电话，诱使徐玉玉上当，其本人还作为“二线”人员亲自接听徐玉玉电话，直接骗取徐玉玉钱款，系主犯。

诈骗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即使其中只有某一人的行为直接引起犯罪结果发生，其他人的行为没有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应认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个案的办理中，我们应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参与程度、具体犯罪情节以及危害后果原因大小等因素综合考量。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仅提供劳务，除获得普通劳务者工资外，并无其他非法收益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共犯。第四，诈骗罪的共犯实施的诈骗行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诈骗罪既遂与未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可见，诈骗未遂的认定不仅影响量刑还影响定罪。然而，关于如何具体把握诈骗罪中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也存在诸多学说，尚未形成共识。

集资诈骗刑事判决主文责令罪犯退赃，但罪犯未履行的，受害人是否可以另行起诉民事赔偿？在刑事判决未涉及追赃或者虽然涉及追赃但被害人未获全部退赔的情况下，对被害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但对于未获退赔的事实，需要出借人提供初步证据。

审查逮捕阶段，检察官在审查每个被害人被诈骗的线索、具体情形，对被害人被诈骗的金额、资金流向进行分析、汇总的基础上，发现本案可能还存在其他被害人。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在依法批准逮捕石某某的同时，向公安机关出具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引导公安机关对涉案金额认定、资金具体流向等问题继续侦查取证，并根据线索查找其他被害人。

诈骗类案件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规则梳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必须坚持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判断，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简单定案。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行为人借款前的资产负债情况，有无还款能力；二是行为人实际借款用途有无保值增值可能；三是行为人有无隐匿财产、恶意转移财产、逃跑等逃避还款义务的行为。

帮信犯罪与诈骗犯罪的实务界分通过收买、租借他人银行卡来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是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的显著特点。而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向他人提供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的行为，常出现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区分的疑惑，导致该类行为有时被认定为诈骗犯罪共犯，有时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认定合同诈骗罪裁判要旨汇总“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司法实践中的重点和难点。一般而言，对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行为人是否具有签订、履行合同的条件，是否创造虚假条件；（2）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在签订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无诈骗行为；（4）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后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5）行为人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是否有挥霍、挪用及携款潜逃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