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民事欺诈是个别事实或者局部事实的欺骗，诈骗犯罪则是整体事实或者全部事实的欺骗。其次是欺骗程度。如果行为人采用的欺骗手段达到了使他人产生错误认识并处分财物的程度，构成诈骗罪;如果行为人虽然采用欺骗手段，但并没有达到使他人无对价交付财物的程度，则可能只构成民事欺诈。

郭某某等23人诈骗案——依法惩处虚假投资理财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某某等23名被告人组成犯罪团伙，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综合考虑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退赃退赔等量刑情节，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郭某某、马某、焦某某、周某某等4人有期徒刑十五年，判处焦某华、董某某等人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三年不等的刑罚。

孙某某等35人诈骗案—利用被害人破财消灾、辟邪化煞等迷信心理骗取钱款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针对不特定人员实施诈骗，且已形成较为固定的犯罪集团，应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涉案被害人人数众多，资金数额巨大，社会危害性严重，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退赔情况，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各被告人十四年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罚金。

被告人魏某诈骗案被告人魏某系民营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企业在疫情期间坚持经营。魏某自愿签订具结书，认罪认罚，并积极返赃，缴纳罚金，对其适用缓刑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减轻了执法办案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利于企业发展经营。

诈骗罪犯罪情节问题本案中，被告人陈文辉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成电信诈骗犯罪团伙，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拨打电话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特别是在诈骗被害人徐玉玉的犯罪过程中，陈文辉等人以作为弱势群体，家庭经济困难、亟待救助的在校学生徐玉玉为诈骗对象，骗取其上大学的学费9900元，导致徐伤心欲绝，郁结于心，最终心脏骤停，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仍不幸离世，情节特别恶劣，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被告人陈文辉在作案期间，不仅纠集、指挥他人拨打“一线”电话，诱使徐玉玉上当，其本人还作为“二线”人员亲自接听徐玉玉电话，直接骗取徐玉玉钱款，系主犯。

诈骗罪的共同犯罪问题即使其中只有某一人的行为直接引起犯罪结果发生，其他人的行为没有直接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应认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个案的办理中，我们应从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参与程度、具体犯罪情节以及危害后果原因大小等因素综合考量。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仅提供劳务，除获得普通劳务者工资外，并无其他非法收益的，不宜认定为诈骗罪共犯。第四，诈骗罪的共犯实施的诈骗行为骗取了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诈骗罪既遂与未遂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诈骗未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定罪处罚”。可见，诈骗未遂的认定不仅影响量刑还影响定罪。然而，关于如何具体把握诈骗罪中既遂与未遂的界限，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界也存在诸多学说，尚未形成共识。

审查逮捕阶段，检察官在审查每个被害人被诈骗的线索、具体情形，对被害人被诈骗的金额、资金流向进行分析、汇总的基础上，发现本案可能还存在其他被害人。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在依法批准逮捕石某某的同时，向公安机关出具详细的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引导公安机关对涉案金额认定、资金具体流向等问题继续侦查取证，并根据线索查找其他被害人。

诈骗类案件非法占有目的认定规则梳理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必须坚持在客观基础上的主观判断，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简单定案。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把握：一是行为人借款前的资产负债情况，有无还款能力；二是行为人实际借款用途有无保值增值可能；三是行为人有无隐匿财产、恶意转移财产、逃跑等逃避还款义务的行为。

帮信犯罪与诈骗犯罪的实务界分通过收买、租借他人银行卡来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是当下电信网络诈骗等关联犯罪的显著特点。而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向他人提供银行卡、支付宝账户等资金支付结算账户，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接收、转移违法犯罪所得的行为，常出现诈骗罪共犯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区分的疑惑，导致该类行为有时被认定为诈骗犯罪共犯，有时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