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某等7人诈骗、偷越国（边）境案境外不是淘金天堂，更不是法外之地。境外诈骗犯罪集团往往打着高薪旗号吸引人员前往“淘金”，实则实施诈骗活动。贪图“高薪”赴境外诈骗窝点，涉嫌违法犯罪，将受到法律严厉制裁。诈骗团伙摸准赌客“以小博大”的心理，以“赌诈结合”方式引诱赌客参与，并非法占有赌资。这种手段使赌客“十赌九输”，部分人欠下巨额债务后倾家荡产。广大网民要自觉抵制不良诱惑，拒绝一切赌博行为，防止陷入“赌诈”陷阱。

李某等人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依法严惩打着“技术中立”幌子的犯罪活动。一些科技公司、技术人员受诈骗团伙委托，设计、开发虚假软件，成为诈骗团伙“重要帮凶”，不仅让诈骗犯罪更易实施、得逞，而且极大增加司法办案难度。对打着“技术中立”幌子为犯罪团伙开发软件或提供其他技术支持的，应当依法严惩，符合诈骗罪构成的，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检察院督促规范固话批量申请业务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行政公益诉讼案在此基础上，办案组通过查阅涉案营业执照的申请材料，查明部分公司属于“空壳公司”，刑事判决后仍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存在被电信诈骗团伙继续利用的风险。

检察院督促规范涉诈企业营业执照监管行政公益诉讼案融合履职，与市场监管部门联动治理“空壳公司”。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打击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社会公众对向私人账户转账的警惕性越来越高，但是向对公账户转账警惕性较低。检察机关强化刑事检察与公益诉讼检察一体能动履职，在严厉打击犯罪的同时，针对涉案营业执照和对公账户存在监管盲区的问题，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市场主体登记机关落实监管责任，依法撤销登记，降低再次被利用的风险。

“冒充领导”类诈骗——黄某某等4人诈骗案本案中，被告人利用社交网络工具的日常性及隐蔽性等特征，按照诈骗剧本，冒充公司领导向不特定公司发送电子邮件，骗取被害单位工作人员信任进行诈骗。黄某某、朱某勤作为犯罪行为的组织、策划人，系主犯，需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其他被告人同样参与诈骗犯罪，系从犯，应按其在共同犯罪中起到的作用及到案后表现进行处罚。

“民族资产解冻”类诈骗——唐某某诈骗案本案中犯罪分子伪造国务院、财政部、民政部等国家机关公文，假冒国家领导人名义，合成领导人图片，伪造国家领导人批示指示，发布虚假“任命书”“委任状”“主席令”和“国务院、财政部通知”，并依托“民族资产解冻”这一主要名目，编造“国际梅花协会”“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等组织机构，设立慈善、扶贫、建设大学等各类虚假项目，利用各种微信群发展下线，采取非接触式的手段做宣传推广，通过微信、支付宝、网银等方式收单、转移赃款，把受骗人员编成军、师、旅、团、营或者大学副校长、各系主任、副主任来管理，涉及的地域广，参与人员多，传播速度快，动员能力强，虽然单个人被骗金额不大，但涉案总金额大。应结合其社会危害性对其定罪量刑。

刘某甲、郭某某等11人诈骗案本案是利用“保健品”诈骗老年人的典型案件，在案被害人均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其中年龄最大的已有90岁。本案审理过程中注重打击犯罪与追赃挽损同步推进。根据该案存在被告人人数多、退赔意愿不足，且有互相观望等待等特点，审判团队反复多次向在案11名被告人及家属释法说理，释明认罪认罚、主动退赔的刑事政策，最终挽回在案19名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追赃挽损率达到100%。

明知他人涉嫌犯罪仍提供账户进行收款、转账行为的认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却提供支付账户进行收款和转账。对于这种行为，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是上游犯罪共犯，一种认为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种认为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作者赞同第三种意见，认为该行为构成了掩隐罪，具体理由是行为人提供的账户用于转移赃款而不仅仅是支付结算帮助。

电信诈骗中掐卡行为的定性分析及其处断自“断卡”行动以来，在电信诈骗犯罪活动中租售银行卡者（下称持卡人）截留上游犯罪者（下称用卡人）转入银行卡赃款的“黑吃黑”情形（俗称掐卡行为）频频出现。但司法实践对此类行为存在诈骗罪，盗窃罪，侵占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定性分歧以及是否并罚的争议问题。同案不同判既对被告人不公平，也损害司法权威与公信力，需要进一步明晰判断规则、统一裁判标准。

赵寿喜诈骗再审改判无罪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委托诉讼协议系附条件合同，条件未成就时该协议不生效。本案中，润鑫公司尚未足额支付48万元，没有达到双方约定的签订转让合同的条件，洗选厂并未实际转让给润鑫公司或阿木拉莫。赵寿喜对鑫国公司没有实施刑法规定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16日作出再审判决，宣告赵寿喜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