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类犯罪司法观点之网络电信诈骗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的电信诈骗，因客观原因无法查实被害人，而在案其他查证属实的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诈骗数额的，不应以被害人未找到或未被一一对应查实为由将相应的诈骗金额排除在诈骗犯罪数额之外。

骗免通行费是否构成诈骗罪？有人认为，骗免通行费是通过欺骗手段免除了对收费部门的债务，可见债权可以成为诈骗罪的犯罪对象。但是，债权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对此将另文阐述）。如果将骗免通行费理解为骗免债务，认为骗免通行费构成诈骗罪的理由就不充分。

诈骗罪与民事欺诈交叉案件的辩护思路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定属于司法实务中的疑难复杂问题，针对当事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往往产生争议。如笔者办理的张某诈骗案中，关于犯罪嫌疑人张某是否构成诈骗罪存在分歧意见。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应当明确二者区分的关键在于准确认定诈骗罪的构成，应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以及非法占有目的等方面综合分析当事人的行为性质，进而准确区分、界定诈骗罪与民事欺诈。

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难点与应对，基于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犯罪案件所呈现的犯罪组织形态复杂化、犯罪踞点跨域化及技术手段智能化等趋势特点，该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认罪”范围确定难、“从宽”尺度把握难、量刑要素平衡难等诸多难点。应以“分类”处理还原拆解产业模块，准确定罪，以“分层”处理厘清犯罪组织、个人层级，为该类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建立体系清晰的底层结构，进而探索建立“认罪”范围的判断标准，设置 “从宽”减让梯度以及明晰共同犯罪量刑平衡的具体规则，回应纾解制度适用的现实难点。

犯罪的成立范围与处罚范围的分离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但并非只要适用刑罚就能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相反，刑法理论与刑事政策将刑罚目的定位于预防犯罪，意味着只有当科处刑罚能够产生预防犯罪的效果时，才能适用刑罚。反之，如果犯罪人所犯罪行轻微，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就不得科处刑罚。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类型化区分刑事诈骗是民事欺诈中的严重部分，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刑事诈骗的行为类型多样，具体构造也存在一定差异，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应结合诈骗行为的具体构造展开。交易型诈骗中，作为交易对价的基础事实是否存在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认定具有决定意义。使用型诈骗的场合，应重视对行为人取得财物后的用途和资金走向的考察，以确定非法占有目的是否成立。

虽有隐瞒抵押物的权属的情节，但该情节并不影响其债权的实现，不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行为

使用资金极度不负责任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于以欺骗手段非法募集资金但确将募得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建设，最终仍导致投资人损失的案件，若存在行为人不考虑资金使用成本、项目盈利能力是否具有还本付息可能、后续资金不到位就盲目投入等资金使用决策极度不负责行为，因行为人没有返还意思、严重侵害投资人权益、无法推定投资人同意资金实际用途，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斡旋受贿侵害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或不可交易性，而诈骗罪侵害的法益是财产所有权。从刑法理论上讲，二者在一定情况下存在相互交织的情况，有的案件可能构成受贿罪，也可能构成诈骗罪，还有可能是受贿罪与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笔者认为，认定某行为构成受贿罪还是诈骗罪，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收受财物行为与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之间是否形成对价关系角度分析。

刑事法官要充分理解顶层设计者的良苦用心，把文书公开作为庭审实质化的自然延伸，要克服心理负担把裁判文书说理做实做透，使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更深，对法治的信仰更加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