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鹏成 来源：《检察日报》
大多数合同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与事实行为的发生、存在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诈骗行为与事实行为同时产生，有的诈骗行为产生于事实行为过程中的某一阶段，还有的诈骗行为甚至与之存在间隔。但无论如何，诈骗行为都必然产生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支配下，这就导致了要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属于诈骗、诈骗行为何时产生，转化为对犯罪嫌疑人主观意图即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判断。由此造成司法实践中，由于对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认识不同，不同的案件承办人在认定合同诈骗罪时标准不一，有的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不影响合同诈骗罪的成立；有的则对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参照点的选取存在分歧。对此，笔者认为，准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必须合理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不应包括“事后”的情况，具体判断应将行为人取得财物时作为参照点。
判断的认识误区：“事后”故意。有观点称，按照非法占有意图的产生与行为人实施某一事实行为的先后关系，可将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划分为：“事前”“事中”和“事后”。但笔者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不应包括“事后”的情形。
一是犯罪故意无溯及力。思想无溯及力，犯罪故意亦然。所谓“事后”故意，大多是指侵财案件中，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取得财产时无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财产后产生了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虽然会出现此类情况，但其不应成为认定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依据。由于罪过和目的应以行为时的标准判断，故严格讲，犯罪故意都应产生于“事前”或“事中”。非法占有目的是刑事责任的基础，犯罪意图决定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及结果，行为人的行为只能出自犯意的支配。所以，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不应存在“事后”的情形。
二是行为与责任同时存在。责任主义要求行为和责任同时存在，这也是认定刑事责任有无的基本原则。责任能力必须存在于行为时，行为人只对在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所实施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责任，不能追求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施行为的责任。诈骗犯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被害人产生认识错误并交付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如果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产生非法占有目的，其行为只成立侵占罪，因为其占有财物时的状态合法。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目的，只能是行为时的心态，这也符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判断的参照点：行为人取得财物时。实践中，为准确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何时产生，需选取一个参照点，进而准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关于参照点的确定，有观点认为，应以签订合同行为为参照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只能产生于签订合同时或前；有观点认为，应以“骗取”行为为参照点，因为非法占有目的是“骗取”时的主观心理，而非签订和履行合同时的主观心理；还有观点认为应以取得财物时为参照点，在此之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构成合同诈骗罪。笔者认为，应以取得财物时为参照点。首先，该区分符合合同诈骗罪特点。合同诈骗罪是取得型犯罪，我国刑法中，以非法占有目的为主观方面的犯罪，多为取得型，财产的变动和处分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关系密切。以取得财物为参照点，符合合同诈骗罪特点。其次，取得财物对犯罪有区分意义。取得财物行为本身是中性的，其既可以产生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作用下，也可以是合法目的下的正当行为，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与取得财物的先后关系不同，构成的犯罪亦不同。只有取得财物前产生非法占有目的，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