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为法律关系的确定以诈骗犯罪行为的存在为前提，民事后果处理是否应以刑事犯罪结果的认定为前提
民事活动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有的当事人上当受骗，可能会遭受巨额经济损失，为了转嫁风险，当事人与其他民事主体签订协议，导致其他民事主体的巨大经济损失。对此，以诈骗犯罪行为的处理为认定前提，还是与诈骗犯罪分别认定处理，实践中存在很大争议。例如沈某以公司名义在山东某银行开具5000 万元承兑汇票，由得利公司提供5000万元定期存单质押担保。汇票签发后第七日，得利公司称所出具存单系工作人员伪造，请求予以撤销，银行向公安机关以金融诈骗报案。一个月以后，某银行向山东某银行咨询票据的真实性，山东某银行答复称该汇票真实有效。某银行在当地将汇票贴现后，于汇票到期日向山东某银行请求兑付。山东某银行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与公安机关一起赴西宁找到沈某表哥杨某，并称沈某可能会被判死刑，如果重新提供一个担保，沈某可以免死甚至免罪。杨某以公司名义为沈某的5000万元汇票提供了无条件、不可撤销的担保。后来，杨某公司以诈骗和受欺诈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提供的担保无效，免除其担保责任。
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后产生的争议颇大，经讨论形成如下几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担保是在沈某等人构成诈骗犯罪情形下提供，受到山东某银行欺诈和许诺，且意思表示不真实，山东某银行纯粹是为转嫁金融风险，故应当免除杨某公司的连带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公司轻信山东某银行许诺，过错在于自己。且出具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并不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也没有足够提起撤销权之诉的事由，重大误解、欺诈均够不上，认为杨某公司应当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山东某银行在办理汇票过程中，特别是在向公安机关报案前后，有机会控制汇票，却未去控制，转而要求杨某公司出具连带责任担保，转嫁自身经营风险，属于不诚信的行为，故山东某银行应当承担主要过错责任，如承担70％、80％的过错赔偿责任。
第四种意见认为，山东某银行与杨某均存在一定过错。主要表现为，山东某银行开具本案汇票本身就审查不严，对票据之存单质押担保的提供审查不严，具有过错；在报案时应当有条件控制汇票，却未采取具体措施；在某银行电话咨询汇票真实性时，还明确告知汇票真实有效，丝毫未提已发生金融诈骗的情形；为了转嫁风险，却告诉杨某如为沈某担保可保沈某性命，甚至获得免罪处理。所有这些，证明山东某银行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相对连带责任担保人来讲，盲目轻信公安人员和山东某银行不负责任的许诺，在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情况下为山东某银行的债权提供担保，也存在一定的过错责任。至于过错责任比例，应由合议庭根据提供的证据，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予以确认。
第五种意见认为，本案刑事案件未作处理，且山东某银行对汇票控制和放任的情况不明朗，现在已经追回多数款项，也需要进行核实，在主要争议不清楚的情况下，应裁定发回重审，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处理完毕后再恢复民事案件的审理。
本案经合议庭再次研究，裁定将本案按第五种意见发回重审。就该类案件看，如果不发回重审，按照已经查明的事实，参考上述第三、四种意见综合分析研究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过错责任较为妥当，亦能体现双方的实际过错责任程度。此类案件不宜在难以判定责任比例情况下作发回处理，如果按照《证据规则》相关规定，法庭行使补充调查权力，对相关事实再予核实，并对山东某银行的过错作重点审理与调查，应当可以对案件的实体处理得出一个较为妥当的裁判结果。
